据新华社电 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引起了国内外民众的广泛关注。四位藏学家2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接受中外记者集体采访时表示，藏族人民与其他55个民族的人民一样，都希望国家稳定，拥护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藏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

　　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助理扎洛说，包括西藏在内的各藏区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藏族聚居区。藏民是牧民，必须依靠农业生存，汉族种粮，藏族牧民有畜产品，而回族善于经商，在他们中间起到沟通的作用。因此，藏民在经济生活中，与其他各民族形成了互补关系。

　　扎洛指出，正是在这种经济生活形态中，藏族农牧民的增收渠道也不断拓宽。根据中国社科院西藏经济发展课题组深入藏区120多个村子的调研，除了占主体地位的农牧业收入，西藏农牧民正在通过采集业、服务业等获得收益。

　　针对很多外国媒体关心的西藏农民是否在经济发展中被边缘化的问题，扎洛说，藏族人的就业机会不仅在传统行业没有受到影响，还在新兴行业中得到了拓展。“藏族人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在他们擅长的领域中有很多藏族的企业家，也有很多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为他们打工。”

　　扎洛强调，在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人员的交流和往来非常频繁，西藏也不例外。从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文化上的冲突和相互适应不可避免，但多元文化共存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有人都要学会与其他民族和文化相处。

　　尊重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

　　针对外国记者提出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公室主任廉湘民介绍说，藏传佛教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分为很多教派，主要有宁玛、噶当、萨迦、噶举和格鲁等五大教派。格鲁派有很多的活佛转世系统，达赖喇嘛转世是其中之一。

　　他表示，格鲁派自15世纪初产生开始，其活佛转世系统就有自己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从五世达赖以后，每一世达赖的产生都要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

　　廉湘民说：“既然关于达赖喇嘛转世有一整套的仪轨和历史定制，我们就要充分尊重。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不愿假设现在这位达赖喇嘛去世。至于将来怎么办，大家如果去看一下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看看广大信教群众的愿望，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中央党校教授胡岩说，达赖所属的藏传佛教格鲁派（也称黄教）有着优良的爱国传统，很多僧人在历史上参与了抗击英国入侵西藏的斗争。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很多爱国的高僧大德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四川甘孜的格达活佛因为入藏劝和，被西藏少数反动分子毒死在昌都，为西藏的和平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胡岩指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达赖喇嘛仍然在影响一些大寺的僧人、特别是一些年轻僧人。这些僧人首先是国家的公民，我们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有必要对他们进行西藏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的教育，把西藏人民为实现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而进行的斗争告诉他们。

　　西藏政教分离是历史进步

　　针对西藏一些僧侣在“3·14”事件中的暴力行为，廉湘民表示，中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如果僧人们确实通过法律程序才采取这一行动，那就是和平的示威活动，但如果没有通过法律程序，那就说明这是非法活动。

　　廉湘民指出，西藏的政教合一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任何人想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会遭到包括藏族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对。根据他对1947年的西藏历史所做的研究，在当时达赖喇嘛政教合一的统治下，西藏地方政府把曾担任西藏地方摄政的热振活佛害死，引起了拥护热振活佛的一些色拉寺僧人的不满和抗议，此后，西藏地方政府又派军队包围了色拉寺，对寺院造成破坏。

　　“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会造成许多悲剧。”廉湘民说，在世界上，政教合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西藏政教合一的时代也早已过去，西藏的政教分离是历史的进步，而十四世达赖丹增加措现在还搞政教合一，这和历史的发展潮流是相违背的。

　　廉湘民指出，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宗教人士，却经常说要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政治谈判。无论是在1959年以前还是1959年流亡国外后，都长期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人物，不仅从事宗教活动，也从事政治活动。

　　“为什么一个宗教人士不安心宗教活动，而热心于政治活动呢？”廉湘民说，“我们希望宗教人士就从事宗教活动，政治活动可以留给政治家去承担。”

　　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喜饶尼玛说，搞“西***立”的人或搞分裂的人不会在“3·14”事件后就此罢手，他们还有可能搞其他活动，继续坚持分裂活动，因此与他们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斗争的复杂性在于，一些“西***立”或分裂分子总是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实际上这并不是民族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是涉及国家安宁和统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