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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报讯（记者王宇静）大哥大换成彩屏手机，自行车换成小轿车，收音机换成MP4……30年弹指间，巨变就发生在你我身边，发生在你我身上。

　　1978年，划时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推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过去的30年，是迸发的30年，是举世瞩目迅猛腾飞的30年！从每一片希望的田野到每一座崛起的城市，从每一个家庭到每一个人，都深刻地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都真切地见证了中国大地上日新月异的巨变。

　　改革开放的浪潮使历史文化名城泉州高歌阔步，从人均生产总值仅为171元的农业地区发展为品牌之都、创造业基地。2007年生产总值达2276亿元，是1978年的112倍；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936元，是1990年的11倍多……

　　30年间，记忆里珍藏的是什么？是母亲灯下踩着的那台老缝纫机的声音，还是枕头底下那张“小虎队”的海报？是当年商海试水的不凡经历，还是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的难忘一刻？

　　在这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早报特别开辟专版专栏，期待您将您的亲历整理成文，让广大读者与您分享嬗变的艰辛与喜悦。

　　同时，早报还与泉州市档案馆共同征集那些也许不起眼却能见证30年巨变的实物，可以是证书、照片、合同、票据、账簿、家书，也可以是第一代针织机、老式作坊用具……届时，这些实物将被拍照刊发于报上。11月份，早报还将联办“改革开放30年百姓档案”鉴赏活动。如果您愿意，这些实物可以交由市档案馆收藏，我们将给您颁发《泉州市档案馆收藏证书》。

　　共忆当年事，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征集与讲述热线：0595－2250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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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报记者刘波文/图

　　昨日午饭，家住市区北门小希夷的王丽玲大妈一家三口照例是三菜一汤：胡萝卜炒瘦肉，炒高丽菜，煎鸡蛋，煲排骨汤。“这是我们平时吃的，虽然简单，但还是丰富的，这在30多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出生不久赶上“票证时代”

　　“那时，总感觉吃不饱，肚子饿。”对于30多年前的往事，56岁的王丽玲刻骨铭心的就是吃。她生于1950年初期，刚出生不久，就赶上了“票证时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匮乏，关系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在1953年10月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从此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40多个春秋的“票证时代”。那时，各类票证五花八门，粮票、肉票、布票、盐票、油票、煤票、烟票、蔬菜票……就连买糖果糕点、火柴肥皂也要凭票，票证渐渐成了城乡居民吃饱穿暖的一种保障。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票证才结束了它的特殊身份和流通历程。

　　“那时吃的都是定额供应。”王丽玲说，政府按照年龄和工种发放粮票，城镇老百姓凭粮证和粮票到粮站购买粮食，刚出生的婴儿定额为14斤／月，到了七八岁上学年龄时是18斤/月，再逐步递增到21斤/月和23斤/月，中学生是27斤/月，成年人则为24斤/月，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者可以达到32斤/月，这个定额是当时最高的了，不是一般人能够享受的，需要特殊照顾。

　　“买粮食要凭粮证或粮票。”王丽玲说，粮店员工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在老百姓看来，他们比市长还重要。”其次是食品店卖肉的，接下来就是菜市场卖鱼的，因为他们可以决定你是否能吃饱。“说句笑话，当时有人给小孩拜干爹都希望拜在粮店的人门下。”

　　百姓排队购买地瓜

　　1960年代，童年的王丽玲家在泉州的溪亭公社（现市区义全后街一带）。当时，政府给家里发了一本粮证，上面列出了他们全家九口人可购买的粮食定额。除了父母，她有兄弟姐妹共7人，在那个年代，去粮店买粮食是件大事。

　　“我经常要去粮店排队买米。”王丽玲在7个孩子中排行老三，比较勤快，家里一旦去粮店买米，她都主动去排队。当然，排队不是为了买到大米，更主要的想买到地瓜。当年，粮食分为细粮和粗粮，前者主要是大米，粗粮则有玉米、面粉、地瓜干，还有地瓜等。每购买10斤细粮，就得搭配3斤粗粮。人们最喜欢的粗粮就是地瓜了，倒不是说地瓜好吃，而是比较起来可以多吃。因为，按照规定，一斤大米可以换取7斤地瓜，在粮食紧张、经常吃不饱的情况下，人们情愿吃地瓜来填饱肚子。

　　“每次到粮店，我都先看农民有没有送地瓜来，一旦有地瓜，我们可开心了，左邻右舍都相互转告，人们排着长队在粮店等，就是希望能够多买些地瓜回去。“队伍排得很长很长，一排可能就是半天。”还在上小学的王丽玲经常挤在“抢”地瓜的队伍中。“那时不怕浪费时间，就怕买不到地瓜，因为地瓜卖完了，排在后面的人就可能白等一场。”每当王丽玲将地瓜带回家时，母亲都会“赏”她一块小小的地瓜或者两片地瓜干。她赶紧藏在口袋中带到学校里悄悄吃，不能让弟弟妹妹看到，否则会引来不快的。

　　一周只吃一顿干饭

　　1970年，王丽玲在中山路一家纺织厂当工人，不久结婚，后来有了两个儿子。“孩子刚出生那会，我们吃的稍微宽松一些。”王丽玲每月粮食24斤，在国营药品公司当工人的丈夫每月28斤，两个孩子可分别配到14斤，而他们却吃不了多少，这样可以节省一些粮食。尽管如此，一家人的伙食还是以稀饭为主。当时的大米有早米晚米两种，晚米比较好吃，但王丽玲他们经常买早米，因为这种米做出的稀饭看上去比较多，吃得较饱。干饭只在每周周末吃一顿，这顿饭，除了他们一家四口人外，孩子们的表兄弟们也常来家里一起吃，因为他们家更缺粮食。

　　“现在看来，我们每个月20多斤粮食很多了，其实，我们当年根本吃不饱。”王丽玲说，当年餐桌上吃的东西少，油水也不足，一个人每月只配给三两油，过节提高到半斤。菜几乎没有油，人们只有拼命地吃稀饭，“我一个人吃下两三碗，还觉得肚子是空的。”

　　“有了粮票，感觉肚子就有了保障。”这样一张小小的粮票，王丽玲可能在箱底存放半年也不敢花，因为她觉得没有到最关键时候，是不能轻易动用粮票的。

　　多年以后，王丽玲从箱底翻出了几张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粮票，这些都是她当年不敢轻易买粮食而保存下来的。虽然它们现在已经成为一张废纸，但在王丽玲看来，这些粮票，正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标志，它留给人们是不堪回首的苦涩，也更让人们感受到今天生活的富足。

　　“现在去市场买东西，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哪里还用什么粮票啊。一句话，还是改革开放好。”

　　编者按

　　身处时代变革中的你我，正切身感受着生活的巨变。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我们推出专栏记录那些见证变革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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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报记者颜鹏实习生黄雅珊文／图

　　1995年,泉州市区街头出现了第一部黄色的"面的",也是我们现在红色"轿的"的前身。老百姓亲切地称它为"黄虫"。短短四年,它就从繁荣走向衰亡。昨天我们找到了泉州"黄虫"之父林姜美,正是他一手打造了泉州街头的第一辆"黄虫""面的"。

　　出现谁都不敢坐白养了半年蚊子

　　泉州"黄虫"的创始人林姜美在北京看到这种"新鲜事物",当时他想:这东西真方便,引到泉州来肯定受欢迎。

　　当时的泉州,完全没有"的士"的概念,出现的出租车雏形,是以载客为生的小轿车,有皇冠、尼桑等牌子,通常都是从东北和上海买来的旧车,无需营运证,更不用到交通部门登记。他们通常停在酒店门口,以上前询问的形式拉客,一般都跑长途。"泉州那时公交车只有六条线路,其他都是靠三轮车,整个市区都没有真正的出租车。"林姜美跑到交通局去申请。交通局听了林姜美的汇报后,觉得这个主意很好,批给了他50部车的运力。林姜美最后只买了20部,"没敢多买,怕万一没市场,老本都亏光了"。

　　1995年7月,林姜美成立了华龙出租车有限公司,这也是泉州的首家出租车公司。"当时买的全部是天津大发的面包车,一部5万元,车一买到,统一涂成醒目的黄色,上街打表载客。"

　　"黄虫"刚开始的运营结果却是少人问津。原来,当时的市民已经习惯讲价了,突然间实行打表,大伙心里没底,不知道打表是什么名堂,更不敢主动去拦车。"多新鲜啊,车还能让你拦下来,撞到了怎么办？结果大家避而远之。"

　　"没客载,后来搞得驾驶员也不想开了,这车就在仓库里养了半年蚊子。"

　　发展交警没见过一天内全给扣了

　　1996年1月1日,"养蚊"半年的20部"黄虫"整葺一新又上路了。公司改变了经营策略,像公交车一样运营,在车前镜上放一块从某地到某地的线路牌,上车一律3元,去哪你说,还可以沿路上客。

　　可令林姜美始料不及的是,好日子刚过三天,就在泉州的九一街,一日之内,20部车全给交警扣下来了。"交警也没见过''面的’呀,看不懂这算啥车,怎么满街乱跑还载客,扣起来再说。"林姜美急了,跑到交警大队去交涉,最后定下一份协议:可以载客,但不能大街小巷乱窜。交警画了一个圈,从新华路,经堤后路,到天后路旧车站,到东大路(现在的温陵路),再到环城路、甘蔗头,绕回新华路,以后"黄虫"就在这圈里转吧。

　　"黄虫"站稳脚跟后,其他出租车公司也陆续成立了,而且很快蔓延到其他县市。短短三个月时间,泉州地面就有近百辆"黄虫"在跑。到了1996年年底,全市已有400部"黄虫"满街跑。

　　1997年泉州展览城建立后,准备举办首届展销会,市里面对整个公共交通进行大整顿。"黄虫"开始要求规范化经营,统一挂出租车的"T"牌照,而且要求打表。泉州出租车进入"面的"为主的时代。林姜美提到当年的辉煌时说:"那时我们''面的’较窄,甚至连西街那边的小巷子都跑。"

　　起步6元,每公里1.2元———林姜美还记得刚实行打表那时候的价格,算算跟现在竟也差不多。

　　实行打表后,"黄虫"可再也不能像公交车那样固定线路一趟载个十来个了,一辆明明可以载6人的"面的",只载一个,会不会浪费了？"小轿车更适合做''的士’",类似的言论开始发端,"黄虫"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结束神秘人物为"黄虫"收官

　　"多,但是乱。"这是对1997年~1998年"黄虫"大发展时的评语。尽管市政府只批准了190部"黄虫"合法经营,但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泉州的"黄虫"数量,已达700多部,许多私人买部面包车漆成黄色,随便挂靠个出租车公司就上路了,一时间"满城尽带黄金甲"。出租车市场的混乱,主要体现在驾驶员素质普遍不高,打表方面也存在问题,最主要的还是车的质量差。"生意太好了,一天能跑个500公里,一年下来就十几万公里了。而许多面包车的设计寿命,实际上也就只有十来万公里。"

　　进入1999年,"黄虫"的问题开始集中暴露。根据国家规定,政府给"面的"的强制报废时间是8年,但其实很多"面的"老板自己心中都有数:这车,撑不到那个年头。

　　而此时,流动的"轿的"(正是现在的出租车)已经出现,尽管由于价格的关系没能成为市场主流,但它更安全,更舒适,更美观。真正下决心终结"面的"的还是市政府,他们在发现"面的"已经与城市发展不协调后,决定对"黄虫"实行提前报废更新,原先的8年经营期直接缩短到4年,并且要求报废后的"黄虫"必须更新为"轿的"。

　　一位来自浙江宁波的神秘人物"王先生"功不可没,他的一项商业运作,为报废"面的"实现凤凰涅

　　王先生正是政府出台政策后出现在泉州,他从在泉州的老乡那得到了"面的"提前报废的消息,一下子嗅出了其中的商机。"一部的士车牌,就是一个运力指标,在浙江一度被炒到50万元。泉州一下子这么多''面的’要报废,正是收购车牌的大好时机。"

　　王先生几乎是以原价,将要报废的"面的"从车主手中收购,一年之内吃进了上百部。这一当时被人看似"疯狂"的举动,十分有利"面的"提前报废工作顺利完成。直到三年后,王先生非凡的眼光才被世人所认可。100多部原本挂在"面的"上的T字牌,被全部更新在崭新的"轿的"上,现在的长城、振兴、华龙等出租车公司,都有这些车的身影。王先生一度成为泉州地面知名的出租车"大老板"。

　　2002年,随着最后一部到期"黄虫"的报废,泉州"面的"时代完美谢幕。

　　后记:从开始的50部"面的"到今年的1770部"轿的",再到今年年底的2870部；从一开始的"黄虫""面的",到现在的红色、绿色的"轿的"；从一开始满街乱跑载客,到现在合理打表收费……"发展赶不上变化……"这是一手造就"黄虫"的林姜美最大的感慨。

　　"黄虫"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功成身退后成为泉州公共交通史上的一项特殊见证。

　　身处时代变革中的你我，正切身感受着生活的巨变。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我们推出专栏记录那些见证变革的人和事。

　　征集与讲述热线：22505555

　　□早报记者颜鹏文／图

　　曾在市区金鱼巷住过的老张，常津津乐道二十年前天天到人民电影院“看”电影的往事，想必不少人也有同样的回忆。

　　遗憾：谈恋爱时没爱情片

　　“八十年代的时候，一张电影票两毛钱，可要看上一场也算是件奢侈的事了。”老张家离人民电影院很近，几步路就到了，他年轻的时候，还真是个“影迷”。就隔几堵墙的影院天天在放“打战的”（当时流行的抗战片），心里能不痒吗？

　　可奢侈的事一个月做一次就不错了，要谁敢一礼拜看场电影，肯定要被街坊说是“不务正业”的。

　　老张记得，当时影院的常客主要是两种：一是学生，一个学期学校至少会组织观看两到三场电影，一般都是日间包场，热闹非凡；再有就是情侣了。老张自己谈恋爱那会儿，电影看得最勤，老张最耿耿于怀的就是没多少爱情片可看，只能在“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电影音乐中培养感情了。

　　快乐：天天看海报连环画

　　但对老张这种“影迷”来说，住影院旁边还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看海报。要说看海报没啥稀罕的，那也是，谁都可以，但能像老张看得这么全的，肯定没几个啦。

　　“那时的电影海报跟现在可不一样，不会只靠几个明星摆姿势吸引人，海报内容往往就是电影内容，不少还用连环画的形式，有时一部电影要五六张海报，把故事从头说到尾”。

　　记得人民电影院当时有一整排的海报栏，就是方便用来贴这些海报的。一有空，老张就散步到公告栏前像看《人民日报》似的，透过玻璃窗仔细阅读每一张电影海报，上面写的故事梗概更是一字不落。“当时电影不能跟现在比，像现在的东湖电影院，几个大厅同时放好几部电影，当时一天放一两部就不错了，一部比较热的片子能反复放上一个多礼拜，所以海报也是好几天才更新一次，不过我可是一张都没落下……”

　　“记得当时有一部美国彩色影片，叫《出水芙蓉》，放映时特别轰动。当时，很多人都没看过外国影片，而且还是喜剧片。当时，这部影片的票价在三毛以上，算得上是最贵的，但场场爆满，连放了一个礼拜，隔了一个月又拿出来放，学校也有包场。”老张记得，他当时把这部片子的海报看了三四天，觉得十分不过瘾，终于忍不住诱惑，掏出能吃上一顿好肉的钱，带孩子一起去看了。

　　细数：市区七家影院争雄

　　不止是人民电影院，泉州当时中心市区的几处电影院、影剧院，有机会的话老张都会把海报看个光。“电影都是一样的，不过不知道为啥海报却不一样，有的电影院贴出来的‘连环画’会更详细，图片也更多，很多人就不惜多走几步路过去看”。

　　当时的电影院，经过几十年的沧桑，大多数现已面目全非，甚至包括老张跑得最勤的人民电影院，现在都不在了。老张回忆说，在20年前，虽然电影不多，但因为是群众一项不可或缺的娱乐项目，因此中心市区便有7家电影院，他向记者一一道来：

　　一家是大众电影院，以前叫大众戏院，据说还是我省首家立体电影院，地点就在涂门街现在的百汇附近，曾是剧场，后来改为专业电影院。涂门街改造后它就彻底消失了。

　　还有侨光电影院，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电影院刚建成时，不管放什么片，每场都有七八百个观众。而且，场外还有七八百人在等着看下一场。80年代侨光电影院在播放电影《少林寺》时，从早晨6点30分第一场到晚上9点30分最后一场，场场满座。跟往日的繁华相比，现在侨光电影院不免让人唏嘘。

　　泉州工人文化宫影剧院就在市区工人文化宫里面，以前五中学生们的包场都是在这里的。有1084个座位，隶属泉州市总工会。现在已经变成一大片空地了。

　　泉州汽车分公司俱乐部，知道这的人不多，它坐落于市区指挥巷内，1978年翻建为石木结构，观众座位一千多个。俱乐部属泉州汽车运输公司工会，原为职工礼堂，后来改为对外开放俱乐部。

　　群众戏院，现在还能找得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曾整修观众厅，更新观众坐席，增建招待所。

　　当然还有至今仍然在放电影的东湖电影院和泉州影剧院。这两家的位置本来算比较偏的，可现在却成了中心市区仅剩的两家影院。

　　【后记】

　　从在公告栏里看电影海报，到现在上网随意下载最新的影片，看电影的方式说明了发展的速度。现在老张已经没地方去看电影海报了，有时坐在影院里，灯光亮起的刹那仿佛回到了从前。

　　□早报记者林加华文／图

　　“煤油灯？啥样的？”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这种煤油灯或许只有在老电影中才能看到。

　　省下花生油来点灯

　　“以前这叫番仔油灯，家家户户都有，这几盏灯放了多少年，我也记不清楚了。”住鲤城华丰社区的颜先生今年55岁了，他说这些灯至少也有30多岁了。

　　这是一盏玻璃罩的煤油灯，外壳已经生锈，以致想拉开玻璃罩再点燃灯芯都不行了。颜先生说，这盏有灯罩的，是“流动灯”，平日出门时就提着，小时候晚上家里来客人要走时，就提着灯把客人送到家门口。特别是在夏天，在屋外乘凉时，当看到几盏灯光飘忽不定地靠近时，就知道有客人来了。

　　还有三个灯盏，则是放在屋内的，一个盛煤油的小瓶，再套一个放灯芯的套子就是一盏灯了。颜先生找出来的这三盏灯，款式都不一样，其中的一个瓶身是铁造的，已是锈迹斑斑。颜先生告诉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搬了几次家，以前的那些“老古董”都丢掉了，1996年最后一次搬家时，见这几盏灯虽然老旧了，但是已经极少见了，就留了下来，和一些废旧的东西一起堆进了储藏间，十几年来都没去翻动过。

　　颜先生回忆说，小的时候，灯是舍不得点的。每天一大早起床来，边往灶台塞柴火边翻书，因为火光比较暗，书拿着，不由自主就一直往灶坑靠过去，有时不小心还烧到了头发。到了晚上，也就是在吃饭的那段时间才把灯点上，灯很暗，但是很多人也舍不得点灯耗着，早早地睡了。

　　“别看只是一盏灯，那时候也不是人人用得起的。”颜先生说。在更多的家庭里，煤油灯都是“自制”的：拿一个墨水或是糨糊的瓶子，口子上缠几条铁丝绑住灯芯，一盏灯就制成了。

　　有了灯，但煤油却不是随时有的。颜先生记得小的时候，他们老家在天后宫附近，他经常提着小酒瓶到南门边上的小店里去打油，一瓶油要几毛钱。有很多时候买不到煤油，就只能把花生油，省下一些倒出来烧，为了不浪费油，就把火挑得小小的。

　　结婚拿煤油灯开路

　　在颜先生的记忆里，大概是到了1978年前后，鲤城才开始普及用电，手电筒也慢慢出现了，煤油灯渐渐用得少了。

　　“有个场合，肯定是要有这种煤油灯的，那就是结婚的时候。”颜先生说，这种习俗好像很早就开始延续了，1981年，他结婚时，依照习俗也有一对煤油灯。“女方的人挑着灯，在前面像开道似的，后面跟着陪亲的人和嫁妆。”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煤油灯并没有因为电的出现而消失。颜先生告诉记者，那时候经常都会停电，煤油灯就又发挥作用了。

　　颜先生说，煤油灯慢慢从家庭消失了，之后最常见到的场合，就是在戏班了。那个时候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吧，有地方要演戏了，搭戏台的时候，边上挂两个大大的煤油灯，大家管那叫“气灯”，把四周照得亮堂堂的。附近的小孩一看这灯亮起来，就像得到了一个信号：又有好戏看了。

　　到了现在，煤油灯连戏班子也都不用了。“再过几年，估计再想看煤油灯，得到博物馆了，不过这段历史还是不能忘的。”颜先生把灯擦拭了一遍，他把它们收进了柜子里。

　　编后：如果不是因为“百姓档案”记者的来访，或许这几盏煤油灯会一直被藏在储藏间里。一段回忆被重新唤起，既是对过去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的希冀。

　　归侨余舜娥说，要带记者去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看她家的“宝贝”，刚走出门口，又折了回去，老半天带出来一把螺丝刀、一块抹布、一瓶机油。记者很纳闷，到了博物馆才知道，“宝贝”原来是台手摇的缝纫机，余女士说它还能用，想给它上上油，保养保养。

　　“现在的‘针车’（闽南话缝纫机）都是脚踏的，而这台手摇的是我母亲60年前回国时把它带回来的，它养了我们一家人。”当年回来时，最贵重的行李就是这台缝纫机了。“幸好这东西体积不大，打个包在海船上颠簸了七天七夜带回了国。”

　　想起当年余母拿出缝纫机时，全村都没见过这东西。附近的人都买布过来给余母做衣服，一件收人家两三毛钱，这日子就算过起来了，余女士兄妹也有了学费读书。

　　余女士回忆，脚踏的缝纫机要到上世纪70年代才逐渐有，但绝对是稀罕物事，凭票才能买，要有关系才能拿到票。余女士的妹夫在中学教数学，1982年，他班上有两兄弟都考上大学，家长是供销社的干部，就送给他们家一张票。余女士家花了一百二十几块钱，到供销社才买来一台脚踏的，还是蝴蝶牌的。

　　到了八九十年代，儿女长大了，缝纫机也不再是谋生的工具，成为“日用品”。随着工厂里用电动缝纫机进行大工业生产，买现成做好的衣服，已经比买布雇人缝便宜了。缝纫机在短短十来年的时间里，迅速在大多数家庭退化成一块桌子的功能。“再下一辈的人，会用缝纫机的已经不多了。”余女士不无感叹地说，记得她妹妹前些年过世，留下来的一台缝纫机，三个侄女竟然没人要。余女士现在的脚踏缝纫机，还在用，手摇的“古董”，捐给博物馆保管后，只剩下回忆了。日前随记者再探“老朋友”，从玻璃展柜中拿出来，余女士细心地为每一个金属零件滴上机油，不时拨动，看针头有节奏地一起一落，说：“你看，是还能用吧……”

　　编后：早些年女儿家不懂用缝纫机可是要愁嫁的。可现在，不管啥款式的衣服，上街、上网随处可买到。现在虽还有为数不多的裁缝店，但到那里做衣服的也多是上了年纪怀旧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