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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知青和"第二故乡"的不解之缘 征集知青故事
帖子发起人: 春草   发起时间: 2007-10-22 8:53:36   回复数: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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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22 8: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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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知青和"第二故乡"的不解之缘 征集知青故事
 
开篇语

  知青,是一个时代,是一种记忆。在那样一个热血年代,全国数千万知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分批次地进行了持续数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他们用自己的血、泪、汗,凝结了一段难以忘却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从1969年1月28日,泉州市第一批知识青年到德化插队落户,到1976年期间,泉州有近5万名知青奔赴德化、安溪、永春、大田及闽北、闽西一带的农村和偏远山区。

  如今,那个火热的年代已经远去,当年的知青也已各奔前程,或事业有成,或过着平凡的生活。而那些偏远的农村因留下知青的足迹而烙上历史的印迹,或依然不富裕,或已旧貌换新颜,但仍然牵动着知青们情怀,知青们时刻深情地关注着“第二故乡”的发展。从某种角度说,那些曾经的知青点的变化代表着中国农村的变化,反映出社会的发展变迁进程。

  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广大农村发展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在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提到“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明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本报策划推出该系列报道,以期唤起更多的人们对农村建设的关注,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更多的力量。你身边是否有感人的知青故事,欢迎来电告诉我们(225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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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2007-10-22 8: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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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难夫妻牛棚里过年 好心房东慷慨当"奶娘"
 
落难夫妻牛棚里过年

  好心房东慷慨当“奶娘”

  “虽然那段知青生活是我一生中吃苦最多的时光,但却磨炼了我的意志,对我以后的人生影响太大了。”回想起当年的知青生活,老郑说,用“刻骨铭心”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郑清治出生于永春县城里的一个华侨家庭。虽然家庭是华侨成分,但由于长期与海外的父亲失去联系,家庭并不富裕,相反却是一贫如洗。

  1969年11月,响应党的号召“到广大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刚结婚三个月的郑清治,瞒着妻子偷偷报名,主动申请加入到当时的知青上山下乡的“洪流”中去。郑清治的这一做法被家人知道后,遭到了极力反对。岳母甚至命令他的妻子与郑清治离婚。

  虽然如此,郑清治还是离开家人,到远离县城近百公里的下洋公社沿坑大队插队。不过,与一般的知青所不同的是,郑清治是带着他的妻子一起去插队的。

  那年,他被上级分配到当地海拔最高的天湖岩生产队落户。考虑到妻子从未吃过什么苦,又怀有身孕,天湖岩海拔那么高,行动十分不方便,况且又无亲无故,郑清治便向上级提出更换插队地点的请求,然而遭到拒绝。

  由于没有遵照组织安排到天湖岩去落户,郑清治夫妇也就被“点墨”了。“那时候我们不被接纳,也就没有房子住,只好住在一间被废弃的破房子里,下面还是牛棚。那年的春节,我和妻子就是在老牛的哞哞声中度过的。”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郑清治仍然历历在目。

  第二年春天,郑清治夫妇的境遇被隔壁的横口公社上西坑生产队得知,这个生产队“收容”了他们。“可能之前受到过一些委屈吧,所以当我们接到上西坑通知的时候有些意外。”他回忆说,“我申请上山下乡的时候,其实就有一辈子扎根在农村的打算,所以我把全部的家当都带到了沿坑。后来要转去上西坑时,是上西坑的村民用了二十多辆人力车帮我搬的家,让我觉得很温暖。”

  就这样,郑清治夫妇在上西坑安家落户了。妻子会干裁缝活,被安排去替修路工人制作工作服,郑清治则成了上西坑生产小队里的一名公路爆破工。白天,郑清治在公路上做爆破工作,傍晚回来就种菜、养猪,做些闲杂农活。一周两次,他还要给妻子送饭菜。原来妻子是随修路队住在山上做工,他自己则租住在上西坑的一户农民家中,两地相距十几华里的山路。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郑清治都是在傍晚收工后做好饭菜,才挑着担子出发给妻子送饭菜,送到后稍作休息就连夜赶回。

  不久,郑清治的大儿子出世了。然而,妻子身体不好,奶水也不充足,夫妇俩正为此发愁,刚好当时房东太太也刚坐完月子,还在哺乳期,于是房东太太就主动做起了郑清治大儿子的“兼职奶娘”。“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大家的伙食都不是很充分。但是房东一家每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会想着留一份给我的儿子,真的是把我们当自家人一样看待。”谈起这些,郑清治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知青生活中也许只是些平常细小的事,但在郑清治的心里,却是终身难忘的事。正是这些小事,促使多年后的郑清治又回到上西坑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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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
  2007-10-22 8:5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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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拖拉机修电站 留下永远的伤疤
 
开拖拉机修电站

  留下永远的伤疤

  1971年年底,上西坑生产小队购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这是当时整个西坑大队购入的第一辆专用运输车。虽然只参加了一天的培训课程,但聪明的郑清治很快就学会了,当起了拖拉机手。后来他回忆说,上山下乡的两年半时间里,最难忘的就是做手扶拖拉机手那会儿。“记得刚学会不久,有一次用手摇发动机时,由于用力太猛又没找对感觉,竟然一个打滑,手柄‘咣’的一下就砸在自己的右眼上了,当时就流了很多血。后来慢慢好了,但是却在左眼的下眼睑留下了一道永远的伤疤。”这道伤疤也许只是老郑知青生活所受种种磨难的一个缩影。

  除了会开拖拉机,年轻时的郑清治还是位多才多艺的劳动能手。农闲时节或是下雨天没出工的时候,他就用那些平时捡来的树干和木材,根据形状的不同,自己设计一些小桌子、小板凳之类的小家具给家里用。附近的村民看他制作的小家具又结实耐用又小巧美观,都纷纷提出要找他买。最后,除了一张有裂痕的小木凳,其他所有的精美小家具都到了别人的手中。“这都是免费赠送的。”因为在郑清治看来,大家赏识自己的手艺已经很令他高兴了,况且是上西坑收留了我们夫妻,人总应知恩图报”。

  然而,最让老郑引以为豪的一件事却是修水电站。刚到上西坑时,细心的郑清治就发现,这里的水资源相当丰富。在当年,永春的小水电建设闻名国内外。“何不充分利用这里的水力资源为村民建一座水电站呢?”郑清治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说干就干。在取得生产队的同意之后,还得到了县里技术人员的帮助,郑清治就召集一些年轻人开始围坝建电站,白天出工干农活,晚上挑石头筑水坝,一座崭新的小水电站终于出现在深山老林里,村民也第一次用上了电灯。“那可是整个大队第一座水电站啊。”谈及此事,30多年后的老郑仍然相当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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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楼
  2007-10-22 8: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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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书催离知青生活 拳拳之心不失感恩之情
 
一封家书催离知青生活

  拳拳之心不失感恩之情

  1972年夏天里的一天,一封马来西亚的来信打破了郑清治原本平静的生活。而这封马来西亚的来信,正是失去联系多年的父亲的亲笔信。父亲在信中说自己年事已高,希望郑清治能移居出国与之团聚。郑清治犹豫了很久,一边是缺失太久的亲情,他真的很想见自己的父亲;一边妻子又强烈反对自己出国,生怕自己和父亲一样一去不复返,甚至还把出国申请表格锁在柜子里不肯拿出来。

  郑清治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出国,毕竟父亲老了,他不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觉得遗憾终身。他向妻子保证,只要自己安定下来,就马上把她和儿子一起接出来定居。妻子听了他的话,终于同意了。

  然而,在当时,知青要办理出国申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手续相当复杂,先要经过所在生产小队开会讨论,然后是生产大队开会讨论,最后还要经过公社开会决定,所以,一般知青的出国申请手续往往要办理两三个月。但郑清治却很幸运。“取得妻子同意的当天,我向生产队、公社递交申请书,谁知一切都非常顺利,一天之内就得到了公社的批准。”对于当时的这段经历,老郑仍然按捺不住激动,“别人办两三个月的事情,我一天就办好了,真的是公社、生产队和所有上西坑的村民帮了我,他们的情怀感动了我。所以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一直忘不了上西坑,一直都想回来为上西坑的发展尽一些绵薄之力的重要原因。”

  就这样,郑清治当年就正式移居香港。之后不久,他的妻子和大儿子也得到了移居批准,并于次年移居香港。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郑清治在香港有了自己的事业。但他总忘不了给了他太多温暖和感动的上西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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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楼
  2007-10-22 8: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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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哺“第二故乡” 只缘滴水之恩
 
1986年,时隔14年之后,郑清治终于又回到了上西坑。回来的感觉是亲切的,但心情是沉重的,因为14年过去了,上西坑似乎并没有多大发展。从那时候起,郑清治就萌生了回到这个“第二故乡”发展的念头。1987年,身在香港的郑清治捐资2000元人民币为上西坑建起了电视转播塔。此后的几年里,他一边关注上西坑近年的发展概况,一边了解上西坑有发展潜力的项目,并开始筹划着回乡办厂的事。

  2004年,身为香港永春同乡会永远名誉会长的郑清治在了解到上西坑正在发展茶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不仅投资300万元将旧集贸市场建设成茶叶市场,还投资100万元开发山地200亩,建设无公害有机茶基地。同时,除了投资硬件,老郑还看到人才发展的重要性,便捐资5万多元在横口中学开办茶艺班,从制茶、品茶到茶艺表演,系统地培养茶艺后备力量。从生产、供应、销售一条龙发展上西坑的茶业。老郑投资的生态茶园开办三年多来,不仅带动了当地茶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创收增收,受到了当地农民的高度评价。除了投资茶叶基地,老郑还出资10万元建设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培育基地,目前这些工程已全部动工兴建。

  2007年春节,郑清治还策划并主办了第一届“知青杯”茶王大赛,还奖励比赛中获得前三名的选手2000元,让他们赴香港考察学习。问及这次大赛为何取名“知青杯”时,郑清治笑了笑,“我是一名老知青了,但是当年在上西坑生活的点点滴滴一直都在我的脑海。回上西坑办厂的起因也是因为对我的‘第二故乡’存在着一份眷恋和感激之情。”也许这是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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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楼
  2007-10-22 8: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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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是插队时最大感触
 
“人人都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觉得我有义务也有责任,用自己的能力支持上西坑的发展。过去我是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来到上西坑,现在更应该知恩图报加入上西坑的新农村建设。”提及回到“第二故乡”投资建设时,郑清治这样说。

  在与郑清治接触过程中,记者多次听到他提到“感恩”一词。事实上,与郑清治一样怀着一颗感恩之心真情回报“第二故乡”的老知青还不少。去年3月份,包括郑清治在内等十位曾在这里下乡插队的老知青回到该村,聚集到上西坑村,就如何建设新农村与村委会热烈讨论,当得知有些村民家庭贫困,有的还住在当年的知青点楼房里,他们当场拿出一万多元扶持经济贫困的村民,并出资400余万元支持该村新农村建设。

  除了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之外,这些老知青还准备重建当年的“知青楼”。“毕竟当年我们住的那座‘知青楼’是我们这些知青当年用一砖一瓦盖起来的,那里留下我们许多欢笑与泪水。”望着眼前那座已坍塌大半的“知青楼”,老郑的眼眶有些湿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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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楼
  2007-10-22 8: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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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知青事知青情
 
就在记者与郑清治重游他当年插队居住过的房子时,我们见到了老郑当年的房东太太。她已经头发花白,衣着也很简朴,和蔼的笑容里透着山里人的亲切和淳朴。对于我们的意外到访,她又惊又喜,又是烧水又是泡茶,老郑笑着说:“这就是上西坑人的热情。”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土木结构房子,经过主人的重新装修后,已看不出当年的原貌了,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仍然深深地被人记住。

  提起当年老郑初来她家时的事情,房东太太笑着说:“他来那会儿我家已经住了一个知青,就只剩二楼中间的一个杂物房还闲着,他们夫妇俩就搬进去住了。”她指着二楼中间位置一个不足十平方米的陈旧小厅告诉我们,当年的郑清治夫妇就住在那里。

  采访中,记者还见到了当年上西坑生产队的队长郭清源。提起当年这些年轻人到这里插队的事情,今年67岁的郭清源老人显得相当激动。他告诉记者,当年总共有18名知识青年到他们小队里插队,他们跟这里的农民同吃同住,一起出工,起早贪黑,同甘共苦,虽然日子过得相当艰苦,但这些知青的热情与活跃却给这里的村民带来了欢乐。

  老郭还指着旁边一栋已经坍塌大半的二层土楼告诉记者,那就是当年18个知青自己设计并在村民的帮助下亲手建造起来的“知青楼”。虽然这些知青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都把这里当成了祖厝,对这里很有感情。老郭还告诉记者,不少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知青为了纪念当年他们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准备重修“知青楼”。而当得知这件事情之后,村里人都很欢迎,包括老郑当年的房东太太在内的一些村里人甚至主动提出要免费提供土地让他们重修“知青楼”。

  在知青点走访过程中,记者深深感受到,知青的故事,知青的情谊,都在知青的故乡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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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楼
  2007-10-24 8: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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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知青书写新村传奇 征集知青故事
 
山坳里建出了新农村
  □记者:苏智峰实习生:林惠/文图

  提到知青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不少人就向记者建议到一个地方去看看———永春县下洋镇新村村,因为这个村庄从诞生到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这里生活并“战斗”过的知青们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新村的发展建设过程中留下他们青春的足印,他们中有人甚至用一生来参与新村村的建设。

  当年到新村村参加建设的知青很多,近日,记者采访了他们其中的两位,一位是当年最初参加山区建设的知青之一,一位则是最后两批知青中的一员。这两位知青的故事颇具代表性,他们对新村村的发展有着自己深刻的记忆。

  故事一:

  因为太苦,曾经流过泪

  因为热爱,选择了扎根

  知青名片:

  郭成财,1964年6月作为首批知青到下洋新村村参加山区建设,现仍居住在新村村

  人物感言:扎根新村村从不后悔

  从零开始:插队成为新村的首批居民

  “我们当年来的时候,哪有现在这样的景象,简直是天差地别。”回想起四十多年前刚来这里时看到的一切,63岁的村委会文书郭成财老人话匣子打开了。

  1964年6月5日,带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越是艰苦越光荣”的铿锵誓言和一颗火热的心,郭成财等66名知识青年来到了永春县下洋镇,昂首挺胸走进了当时有着“永春的大寨”之称的新村大队,由此拉开了他们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当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才17岁。而那年,高中毕业的郭成财刚满21岁。

  据郭成财回忆,当年他们这些人是在数万人敲锣打鼓的欢送下,从永春县城出发,坐着从波兰进口的老式大卡车,沿着坑坑洼洼的山路,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达新村公社的村口。从小都未曾离开过县城的郭成财对农村根本没有什么概念,更别说要在农村里呆多久,只知道自己这次要去的这个叫新村的村落是在山区里。然而,自从踏进新村这片土地之后,四十多年过去了,郭成财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当时这里的条件特别艰苦,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当记者追问当年的知青生活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时,郭成财只淡淡地说了这样一句话。由于从小生活在繁华的县城里,眼前的农村环境令年轻的郭成财感到难以适应。郭成财所说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有着两层意思,不仅指自己在生活环境发生改变之后,未来的新知青生活要从头开始,还说的是这一个刚刚诞生不久的新村庄。

  据新村村委会主任林仁盛介绍,新村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村落,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遭受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县商业局手工业科正、副科长潘儒赞、李芳远等同志响应党中央开发山区的号召,带领20多位拓荒者长途跋涉来到这个野兽出没、豺狼成群、没有人烟的地方,披荆斩棘,进行艰苦创业。靠着一双双手和锄头铁锹等一些简单的劳动工具,这20多位拓荒者经历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一座初具雏形的新村庄终于在山坳中拔地而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为了纪念这一新事物的诞生,拓荒者将这座村子取名为“新村”。1964年上级发动上山下乡时,来自泉州地区的一批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加入新村建设的队伍,后来有相当一部分长期驻扎下来,成为新村的首批居民。郭成财就是首批居民中的一位。

  劳动量大:一顿饭吃一两斤米很正常

  虽然经历了七年多的建设,但七年对于一座新建成的村庄来说却是相当短暂的历史,这里所有一切都还不完善。“当时的条件特别苦,通向外界的仅有一条伐木用的森工公路,就是碾一点米,也要挑到10多公里外的曲斗乡去。”郭成财这批知青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融入了这座新村庄,并与村庄一起成长。

  在当年生产工具与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从零开始建起一座村庄,仅仅依靠人力和简单的劳动工具,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郭成财对此记忆犹新,他告诉记者,与其他知青点不同,新村是没有农闲季节的。春耕播种,插秧追肥,割稻晒谷,除此之外,在农闲时节,他们还要继续劳动,一双手、一把锄头、一把砍刀,披荆斩棘、垦荒拓地、种植林木、豢养牲畜……

  让郭成财记忆最为深刻的是扛石头盖房子。几十斤的担子压在肩上,还要走一段不平的路,身材比较矮小的郭成财,憋得脸红脖子粗也还是直不起腰来。一天下来,肩膀开始是生疼,后来变得火辣辣的,再后来疼得碰都不能碰,连起床睡觉穿衣服脱衣服都很困难。

  虽然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够吃,但都是粗粮,一年里很少能吃得上几顿猪肉。饮食缺少油水,又要承受高强度的劳动压力,许多人的食量相当惊人,一顿饭吃下一两斤米是很正常的事。

  面对高强度的劳动,郭成财曾偷偷流过泪。说起当年的种种艰辛,郭成财坦承自己过得都怕了。而夜里“喊”野猪是最令郭成财害怕的一件事。村庄地处深山,周边山林茂密,时常有野兽出没。为了预防野猪夜里出来毁坏农作物,每到收成季节,生产队都要组织人员上山看守,“武器”则是一把步枪和一把手电筒。为了壮胆,他们这些连野猪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的知青,常常是打开手电筒胡乱挥舞,一听到有响动,就开枪示警……四十多年后,想起当年的这些事情,郭成财仍然心有余悸。

  1969年到1976年之间,新村又陆陆续续迎来了几批新知青。在郭成财的记忆中,后来的这些知青相当有激情,虽然多数是从城里来的,但都能与他们同甘共苦,一起建设新村,成了当时新村一支生产上不可或缺的主力军。而这个时期的新村生产发展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全村建设有集体房屋500多间,总面积7500多平方米,村集体拥有水电站、煤矿、林场、柑橘园、茶园等企业,村里自己修建桥梁、道路、学校等,人口总数从170多人增加到500多人,新村也从一个缺粮村一跃变成了余粮村,开始走上富裕之路。

  故事二:

  出工钟让人心惊

  吃猪肉当年最香

  知青名片:曾文聪,1976年7月从泉州市区到下洋镇新村村插队,1979年12月回城。

  知青感言:虽然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我们从不后悔。

  最害怕:“出工钟”日日响起

  曾文聪属于最后两批到新村村插队的知青。

  1976年7月,前几批上山下乡的知青有的已陆陆续续调回城镇工作,但时年18岁的曾文聪却告别学校和家人,与同行的几个伙伴踏上了插队到农村锻炼的征程。

  与七年前那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洪流”相比,虽然也受到热烈的欢送,但当时的曾文聪并没有感到激动与兴奋。用他后来的话说:“只是觉得挺好玩”。当然,当时对于自己此行将要去向何方,曾文聪也不清楚,只知道是要到山区去。

  在颠簸了3个多小时后,当载着他们的卡车进入永春地界后,面对着莽莽群山,曾文聪禁不住问了司机一句话说:“怎么还没到啊?”司机告诉他说:“才走了一半路程呢。”司机的回答让曾文聪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卡车终于在新村公社口停下了,跟以前一样,村民们照例为这些从城里来的年轻人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此时的新村大队已经过了前人20多年的努力,在曾文聪他们到达这里时,这里已经具备相当不错的条件了,所有房子都是集体建盖的,住房也是按需分配,刚到这里的每位知青也各分到了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房子。

  安顿好之后,艰苦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曾文聪记得,每天天刚拂晓,生产队长就在窗前一边敲响了单调的“钟声”,一边喊着:“出工了!”知青们总是拖着疲惫的身躯起床,扛着锄头畚箕就跟其他社员一起出工了。“那个钟声到现在我还记得。”20多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当年的“出工钟”,曾文聪“都会发愣”。

  “出工钟”令曾文聪刻骨铭心是有理由的。“在新村的日子里,没有一天可以停下来不出工,就连雨天也不例外。”当年那种高强度的劳动场景还深深地留在曾文聪的回忆里。春耕犁田时,由于新村地处海拔较高的山区,天气异常冷,田里结着一层薄薄的冰层,赤脚踩下去,“吱吱”作响,寒气直钻心窝,一双脚被冻得通红通红的。夏天割水稻时,稻叶锋芒,双臂常常被割得伤痕累累,于是,再热的天,总要穿着厚厚的长袖衫……

  在当时的农村是没有周末的,即便是在农闲时节没有农活,每天也要出工干其他活,垦荒挖地、盖房子、挖煤窑、修水电站……每天收工后,谁都不想动,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倒在床上就能睡着。不过,“好在那时人还年轻,晚上睡一觉第二天就能渐渐恢复精神。”

  最美妙:猪肉下地瓜酒犹如过大年

  除了每天机械地劳动赚工分之外,知青的“休闲”活动少得可怜。在曾文聪的记忆里,知青生活里最大的休闲活动除了开大会学习文件就是看电影了。但即便是看电影这种再简单不过的休闲活动,也要耗费不少的体力与时间,他们要花上一个多小时走完8公里的山路到隔壁的生产队才能看上一场电影。而有时候还会发生这样的事:等他们摸黑赶到那里时才被告知电影已被取消,不演了。

  除了看电影,知青生活里最让人感到轻松的另一件事就是知青间的互访。当时山里的农村习俗每个月都有三个“赶墟”日,趁这个时候,知青们就会从各个知青点赶到镇上,聚上一聚,花上几毛钱买来几斤地瓜酒和几包香烟,边吃边喝,天马行空地胡侃一通。当然,他们也会相互“通报”一下各自的生产队下一次杀猪的时间,到时候,知青们就会找各种借口到那个生产队去找那里的知青玩,目的无非是想吃上几块肉。

  曾文聪告诉记者,虽然当时的新村村粮食产量相当高,但农副食品还是比较缺乏,蔬菜都很少,更不用说猪肉了。要吃上一顿猪肉,通常只有两个途径,一个就是花钱到镇上的国营供销社去购买,另一个就是等生产队杀猪分肉。当时新村实施的是集体所有制,生产队杀猪时,猪肉是按人口分配的,生产队队长也相当照顾这些城里来的年轻人,每位知青都可以分到一斤左右的猪肉。

  由于长期缺油荤,知青们对这次分肉都相当重视。总是约上附近其他生产队的要好朋友,买上几斤地瓜酒,有时候还加上几包的“大前门”香烟,犹如过节般一起分享。年轻人胃口好,锅里的猪肉还没煮熟就开始吃上了,等到煮熟时已所剩无几了。“那味道太香了。”时隔多年后,曾文聪仍然念念不忘当年吃猪肉的情景,“现在条件好了,不过吃肉时再也没有当年那种馋劲了”。

  记者手记

  名副其实的“新村”

  短短的50年,从无到有,从边远的山区小村落到省村镇优秀住宅小区示范点,新村村在新农村建设中绝对算得上是个传奇。而书写这个传奇的过程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到这里的那些知青们是绝对重要的角色。

  今年6月21日,为了纪念建村50周年,新村村举办了一场活动———邀请当年曾经参与新村建设的那些知青回到“第二故乡”参观。许多阔别多年的知青看到眼前的新村村貌,惊诧不已。

  的确,他们印象中的那些土木结构的老房子大多已经不见了,眼前是一座座别致的双拼别墅,大大的落地玻璃窗,设计独特的新式阳台,统一的淡色橙红墙面,规格一致的外观设计,错落有致地坐落在青山绿水之间。

  “知青为新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推力,是新村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支主力军。”村主任林仁盛如是说。顺着前人的推力,趁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新村人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种植业、茶业、运输业及煤炭业,经济迅猛发展,村财政年收入20万元以上,村民人均年收入超万元。

  “经济上去了,住别墅不再成为村民的梦想,而是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就像城里人一样。”林仁盛自豪地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走上致富之路的村民们开始着手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统一规划,盖起了50多套现代化小别墅。除了别墅之外,汽车多也是新村里的一景。据村主任介绍,目前村里大小汽车已超过了30辆,大约每10人就有一辆汽车。

  就这样,一座崭新的“新村”名副其实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2004年,该村被评为省第七批村镇优秀住宅小区试点。

  “与50年前的茅竹房相比,新村现在的居住条件得用‘天壤之别’来形容。”谈起新村如今取得的巨大变化,下洋镇副镇长赵丽红笑着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新村人并没有满足于现状,新新村人继承前人的开拓精神,为新村的建设发展努力奋斗着。在新村人看来,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后,再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对于新村来说是一个新的契机,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新村人相信,在党对新农村建设的指导下,新村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相关链接:

  新村村简介

  新村村位于下洋镇的西北部,地处天湖山麓,平均海拔600米,与牛姆林风景旅游区相毗邻。森林和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有优质的无烟煤、石灰石、铅锌矿等,现在是天湖山的主要采煤区之一。全村有夯头溪、下尾寮、官殊三个自然村落,全村总共有486人,总面积6.7平方公里,有耕地面积272亩,其中水田252亩,农田20亩,山林3000多亩,果林1500多亩。多年来村财收入在20万元以上。2004年度,新村村被泉州市委、市政府授予“宽裕型文明村”称号,同时被评为省第七批村镇优秀住宅小区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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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24 8: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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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知青故事
 
知青,是一个时代,是一种记忆。
  如今,那个火热的年代已经远去,当年的知青也已各奔前程,或事业有成,或过着平凡的生活。而那些偏远的农村因留下知青的足迹而烙上历史的印迹,有的依然不富裕,有的已旧貌换新颜。这些地方被知青们亲切地称为“第二故乡”,“第二故乡”的发展牵动着他们的情怀。

  2006年,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广大农村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在刚刚召开的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再次提到“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明确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本报策划推出该系列报道,以期唤起更多的人们对农村建设的关注,为新农村建设注入更多的力量。

  10月22日,本报《重返知青点·建设新农村》系列报道推出后,引起了市民的浓厚兴趣。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纷纷致电本报,表示这样的知青故事相当感人,勾起了他们对往事的回忆和对“第二故乡”的深刻想念。

  如果您有难忘的知青故事,请告诉我们;如果您收藏着记录那个年代的老照片,也请寄给我们,我们将让读者与您一起分享那段珍藏心中的美好记忆。

  电话:22500083

  电子邮件:szfqzwb@yahoo.com.cn您还可以登录泉州网(www.qzwb.com)首页“温陵社区”,留下您的故事或您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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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29 8: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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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年代里的青春磨砺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重返知青点·建设新农村
  

  □记者苏智峰实习生林惠文/图

  编者按 木排从一个两米多高的落差掉下,整个木排连人一起插入两米多深的水中……生死一瞬间。对绝大多数知青来说,插队的日子里生活是相当艰苦的,除了要对付高强度的劳动之外,还要面对物资匮乏所带来的困扰:没有菜下饭时,可以用润喉片下饭;赶上生产队杀猪的时候,敞开肚皮吃得拉肚子……特殊年代里的特殊环境磨砺了他们这一代人———

  故事一

  难忘“放溪”的日子

  知青名片:

  李国才,1969年1月28日插队到德化水口公社丘坂大队,曾任第三生产小队副队长,1974年调到德化瓷厂工作,1984年回城。

  人物感言:不后悔当年的知青生活。

  据新版《泉州市志》记载:1969年1月28日,泉州市2万多人在体育场欢送第一批1296名知识青年到德化插队落户。初中毕业的李国才是这些“热血青年”中的一名,时年19岁。根据当年的“统一部署”,泉州六中的学生被送往德化水口公社。而李国才等10多名“成分不好”的学生被安排到水口公社西北部飞凤山下的丘坂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李国才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最惊险的工作:深山老林里伐木

  李国才清楚地记得,当年的丘坂这个地方由于农田稀少,土地也不肥沃,再加上缺乏劳动力,每年从田里获得的粮食并不够吃,还必须依靠副业来补充。而伐木则是一项重要的副业。李国才等人的到来,无疑给这个原本缺乏劳动力的生产队提供了重要的劳力补给,因此得到了村民们的热烈欢迎。

  谈起当年伐木的情景,李国才显得相当有兴致。“在当时的劳动条件下,伐木是一项安全系数小,劳动强度大,而且相当讲究熟练度和技术性的体力活。”据他介绍,伐木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砍树-“放溪”-“放排”。

  伐木工作一般是在每年的冬季开始的。根据当地的习俗,每次在出工伐木之前,村民都要举行一次小型的祭奠仪式:先买来一整头猪,杀过之后将整块猪肉放入开水清煮,带头的几位村民拿着熟了的猪肉进到一间房子里举行出行祭奠仪式。能吃上一顿猪肉在当时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事情,因而许多知青就会在这时候放开肚皮好好吃上一餐久违的“佳肴”,而带来的后果却往往是拉肚子。

  祭奠仪式完毕之后的第二天一大早,李国才和其他三名身体比较强壮的知青,就跟着生产队的一些主要劳动力出发了,翻山越岭,走上整整一天的路程,到达隔壁的杨梅公社的深山老林砍伐松柏树。除了柴刀、锯子等一些伐木时必用的工具之外,他们还背着棉被、干粮等生活用品,因为到山上伐木通常要花上一二十天的时间。

  三名知青跟着经验丰富的村民,在杨梅公社的深山老林里砍下树木后,将树干连枝叶一起原封不动地留在原地。等到第二年的夏天,树干的水分差不多完全流失,重量减轻的时候,他们再次背着行囊出发,重新回到原来的伐木点,将长长的树干锯成两米长的木段,再搬运下山。

  由于每年的伐木地点都不相同,所以往往从伐木点运送到木材集中点的一路上,总是杂草丛生,满地荆棘。搬运时,为了保持脚步一致,不管是两个人,还是十个人,都会一起有节奏地唱山歌。“整个山林回荡着的都是我们的声音,让人觉得斗志昂扬。”

  杨梅公社距离水口之间都是山路,而每年砍伐来的木材数量又都很多。生产队没有运输车,惟一的方法,就是利用溪水把木材“流”到水口,当地人称此为“放溪”。每年雨季来临前,他们在山势险要的地段,将砍下的木材有秩序地堆放在一起,等到山洪暴发时,只要将事先系在木材堆底部中心的绳索一拉,整堆的木材就会整齐滑下山去,非常壮观。随着水流,木材就能漂到丘坂。“我还记得当时那条溪水流经的地方有很多大石头,木材经常会被卡在溪水中央,难以够着。当地的村民都不会游泳,于是,下水捞木材成了我们几个会水性的知青的差事。由于山洪暴发时下水作业危险性更大,生产队还特地给我们这几个知青每天三毛钱的补贴。当时觉得开心极了,都说这是美差呢。”

  然而运送木材的整个过程中,最危险的还不是这里,而是木材由溪入河后的“放排”。木材流入溪后,由于河面较宽,又多支流,为了防止木材流入其他河道,有经验的村民会把木材集编成“木排”,人员则全部聚集到木排上随排运送。但是在水口河段,有一个两米多高的天然垂直落差。木排由于吸水后自身重量非常大,落下时排头往往会插入水中将近两米之深,木排上的人如果不能承受那个水下压力或者没有抓紧排头上的安全三叉架,随时都有可能掉入水里。村民们虽然不习水性,但“放排”经验充足,于是几个知青就成了特别保护对象,被集中安排在最靠近三叉架的位置。李国才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时那些村民是如何紧紧地团团围在他们几个知青周围,保护他们不至于溺水的。

  虽然参加伐木的次数不多,但李国才对这个过程印象极为深刻。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共患难的亲身经历,更加加深了知青和那些朴素村民之间的深厚情谊。

  最温情的记忆:与农民构建“堡垒户”关系

  “家庭成分不好”的名号给李国才带来的心理压力很大,所以插队到丘坂后,凭着少年时在泉州少体校锻炼出来的体力,每次出工,他干起活来都非常卖力。和他一起插队在一处的其他几个知青,恰恰也是“家庭成分不好”,于是他们就有活拼命做,有累一起扛,并创下了出工率300天的公社年度最高记录。李国才也凭借“有文化、能吃苦、大嗓门”等“长处”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

  但是基于他们“成分差”,生产队便将他们几个作为“可改造好的青年”的重点培养对象,还给他们定了两条规矩:一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偷窃村民的任何东西;二是每人一定要有一个忠实的“堡垒户”。所谓“堡垒户”,就是愿意在知青们生活艰难的时候无偿接济和帮助固定知青对象的当地农民。

  李国才回忆说,上山下乡的第一年,国家发给知青们每人每月8元生活费、17公斤口粮、200克花生油。可是到了第二年这些就全没了,全部生活都要靠每天出工计工分,凭工分来换粮食,虽然卖力干活赚工分,但由于丘坂的农田少、土地也不肥沃,知青们常常吃不饱。

  这种情况下,“堡垒户”就起到很大的作用。而当时和李国才建立“堡垒户”关系的是生产队队长。“我没少到队长家蹭饭。他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他们虽然家境并不是很好,但对我却一直很热情。”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李国才充满了感激之情。“其他的几个知青也是这种情况。后来我们这些知青相继离开了,但与‘堡垒户’的联系却一直没断过,感情也一直很好。队长的儿子参军和结婚的时候,我也都有去他家祝贺。那可是真正堡垒般坚固的感情啊!”

  最受益的事情:学会了珍惜现状

  李国才说,在丘坂插队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受益匪浅。现在的他不仅能吃苦、敢吃苦,而且还从知青生活的苦中学会了如何珍惜现状。李国才说他很感谢他的“堡垒户”队长一家,也感谢那段时间里和他同甘共苦的村民们,是他们的朴素教会他善良,是他们的劳作教会他勤劳。1997年,当得知水口要集资五万元兴办一所当地小学时,李国才和其他一些知青纷纷主动捐资。

  而当年的村民也受益于这些知青。因为知青们的到来,带来了山外的世界,也带来了文化知识,甚至改变了一代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当地村民喜欢和知青聊城市里各种各样的生活,孩子们开始关注和思考他们的现在与未来,也常常跟着知青们回城里看新鲜事物长见识。

  “知青对农村的影响不仅在于农村的基础建设,在文化、观念等方面对农村也起到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记者手记

  积极实践真诚反哺

  本报自10月22日推出《重返知青点·建设新农村》系列报道之后,引起了市民的浓厚兴趣。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读者纷纷致电本报,向记者讲述了在那个火热的年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或妙趣横生,或催人泪下,但老知青们在讲述时都显得相当激动,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曾伴随着他们度过宝贵的青春年华。

  因为留下难以磨灭的青春印记,老知青们也时刻关注着“第二故乡”的变化。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时隔多年之后,不少当年一起上山下乡插队的老知青都不约而同地重新聚到一起,在黄金周或是一些“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重新回到当年的知青点去走走看看,更多的是去重拾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感觉。

  “山河依旧在,往事已无痕。”谈及对“故地重游”的感受,不少老知青发出如此感慨。事实上,历经二三十年,那些曾经的知青点有的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更多的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为此,“真诚反哺”成为许多老知青聚会时讨论的重点话题。他们认为,对“第二故乡”的反哺不应只是进行形式化的“捐赠”与“座谈”,不应进行只输血不造血的“即时援助”,而应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和力量,向农村送去资金、技术与招商项目,扶持农村义务教育,大力倡导并发展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通过办学、捐书、修路、建设医疗点这些力所能及的实事来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培育农村发展的源生力与动力,实实在在推进农村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

  故事二

  润喉片配饭

  小提琴救险

  知青名片:

  陈世哲,1969年1月29日参加上山下乡,插队德化县葛坑乡葛坑村;一年后,被调到德化县“文宣队”。

  人物感言:

  知青不仅带去劳动力,也给落后的山区带去了文化影响。

  送新知青冤枉入狱

  小提琴牵出一段缘

  1969年1月29日,21岁的陈世哲作为首批上山下乡知青,被安插到德化县葛坑乡葛坑村。回想起那个年代,陈世哲印象最深的是“入狱”的经历。

  插队时,陈世哲偶尔会利用机会回泉州。1969年10月23日,泉州第三批上山下乡知青集中在泉州体育场分乘几十辆客车出发,准备到大田或宁化、清流一带插队。陈世哲的一些同学也被安排在这一批,他们虽然不是同一个中学,但是对文艺的共同爱好,使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世哲特地从德化赶来泉州,“老知青”送新知青,心情格外不一样。

  车子开动后,陈世哲当时心血来潮,跟着攀上车窗,想要和同学们一起到他们的知青点看看。班车把他们送到大田县小湖公社。

  小湖公社距大田县城约有18公里,到达时,已经是日落时分。这些新知青初到山沟,面对陌生的环境,个个都不知所措。陈世哲作为“老知青”,便扮起老大哥的角色,主动去与当地的干部联系,帮忙寻找一个比较方便插队的落户之地。把同学都安置好了,他才准备搭车回德化,“我和妹妹同插在一个生产队,如果没有回去,她会着急”。

  从小湖公社到大田县城的路上,陈世哲遇到革委会在抓人。原来,大田县“群众专政指挥部”接到当地公社革委会通知,称有几个德化知青送同学到大田龙口公社插队,在当地作了案跑了。

  陈世哲在大田车站被“革委会”的人抓了。

  在审讯室,“革委会”展开了对陈世哲的审讯。虽然审不出什么结果,但是他们从陈世哲的包里查出一把匕首。陈世哲辩解:“我们插队的地方是个很偏僻的山沟,黑夜里自己一个人走山路,很不安全。所以……”那些人根本不理会陈世哲的解释,在没有什么人可以出来作证的情况下,决定先把他关起来。

  “就这样被连续关了三天,这三天好像是三年,没有人知道我被关押,没有人可以救我。”陈世哲回忆。第三天晚上,革委会才带着一些干部来认人。那个干部刚要进“监狱”辨认人,在门口闻到尿桶的臭气,就没有进来,在门口不负责任地称这些人全部是作案的知青。陈世哲感觉没有希望了,“没有机会出去了。”

  第四天,陈世哲在狱中听到小提琴的声音,拉的是《白毛女》的主题曲,“弹奏的音律高音不准,咿咿呀呀的”。他急中生智,报告称要大便。“大便”后,陈世哲从厕所偷溜出来,朝琴音方向走了。他对小提琴素有兴趣,也有一定的研究,当然,这种兴趣和研究也只是停留在业余水准。待走到弹奏者附近,陈世哲卖了个关子,称那把琴是某某品牌的,然后还讲了几个弹琴的关键技巧。

  “那个人对我马上有了好感,还要求我当场拉一曲”,陈世哲回忆。他重新调了琴码的位置和琴弦的音高,就拉了一曲《白毛女》,又拉了一曲《红色娘子军》。很多天没有接触到小提琴,陈世哲又一口气拉了《梁祝》和《叙事曲》。《叙事曲》是波龙贝斯库在狱中所作,极为深沉激昂,“弹奏时,自己也有身在狱中的感觉,一拉起来,居然触景生情,拉得自己的泪水都涌了出来”。

  没有想到,由于小提琴的神奇作用,把陈世哲从绝望的边缘解救了出来。刚才的那个弹奏者自称名叫万细,是复员后到这里的军人,“在这里算是个人物”。随后,万细就经常以审问为借口“提审”陈世哲,学习交流琴艺和画画技术。几天后,在万细的帮助下,陈世哲和另外几个小知青被无罪释放了。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至今仍历历在目”,陈世哲称,那把小提琴对他的命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回到山村后,他每天都利用时间拼命练琴,对它倾注了一种特殊的爱。1971年,全国掀起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热潮,就连德化县这样贫困的偏远山区,也排演起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陈世哲也被调去“德化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充当乐队“首席”小提琴手。

  陈世哲有个遗憾,至今不知道万细同志的下落,“没有机会再见上一面。”

  农村教育知青知青影响农村

  葛坑村是偏僻山村,陈世哲经历了当地贫困农民的生活。那时候,他们就住在农民家中,房间的隔壁就是一个猪圈,夜里睡觉可以清楚地听见透风的木板墙传过来猪的呼噜声。他们也曾经赤着脚冒着严寒,踩着结着薄冰的水田去挖地,筑田埂……

  陈世哲回忆,知青到葛坑村插队后,刚开始,所需物资由政府提供。后来,物质紧缺,供应不足,知青的日子更加艰苦。有一次,他们煮完饭,才发现厨房已经没有油、盐等物品。“饭还是要吃的,刚好有个同学感冒在吃润喉片,大家就把润喉片分了,和着饭吃”,陈世哲告诉记者,那个年代,一个人一餐吃一斤米是很正常的事情。

  知青上山下乡,初衷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知青不仅是去劳动,也把自己的文化带到落后的山区。那时候,德化县一些农村萝卜品种不好,长得非常细,知青就把泉州的萝卜种带到德化,培育出粗壮的萝卜来。“知青还把泉州的消费习惯、生活习惯等带到德化,加快了德化文化发展”。在陈世哲看来,那时候,很多知青都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我们到德化自然成为当地小青年的羡慕对象,很多小青年整天围着我们转”,知青就给小青年介绍历史、地理等常识,也给知青点农村孩子辅导知识,“影响了农村农民的下一代教育,甚至有些小青年学讲泉州腔调的闽南话”。

  1985年,陈世哲调回到泉州。但是,特殊的知青情结让他每年都会“回家看看”,到德化乡下拍一些照片。几年前,陈世哲还“一帮一”资助一个比较偏僻知青点的贫困学生。山区里的孩子,比较怕生,“虽然有14岁了,但是感觉仍像是八九岁的样子”,见到陈世哲的时候都不敢打招呼。为了鼓励这个孩子努力读书,陈世哲还请她来泉州做客,带她到泉州一些景点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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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楼
  2007-10-30 22:43:50